我于1963年考入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8年12月毕业离校后，先是一年半的劳动锻炼，接着是八年的中教生涯。恢复研究生考试后，在陕西师范大学 霍松林先生座下攻读唐宋文学，1981年到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任教，2009年由更名后的苏州科技大学人js333国际线路退休。2013年至2020年，受聘为南京大学js333国际线路兼职授。

在职期间，1992年我开始参与《全唐五代诗》工程，担任常务编委，迄今三十年；2004年又担任《儒藏》“精华编”编委、部类主编，迄今二十年。能同时在两项伟大工程中竭其驽钝，我深感荣幸。2023年4月28日，《儒藏》“精华编 ”成果发布暨全本启动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我应邀出席大会，见证了这一历史高光时刻；今年初，传来《全唐五代诗》即将面世的喜讯，我们将迎来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两项宏伟工程相继告竣，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树起两座丰碑，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自有历史学家评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当此之际，伴随 些许成就感的，是更大的震撼。记得在4月28日上午的大会上，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作在线报告，介绍《儒藏》全本数字化工程的构想，称利用人工智能整理古代典籍，其正确率可达百分之九十几。这意味着文献学此类传统学科的生产模式已然发生根本性变革。遥想三十年前，《全唐五代诗》工程启动 之初，一切操作都是手工的，效率甚低；二十年前，《儒藏》“精华编”工程启动之时，计算机和互联网已大行其道，功效大为提高；而今，人工智能神通更加广大， 它要越俎代庖，使专业工作者的固有技能大部分派不上用场，忙碌于职场的不再是本专业老中青的传帮带，而是文理工的大融合；这意味着AI留给老一代学人的用武之地日益逼仄。回顾来路，我们埋头苦干过，拼命硬干过，未为民请命过（没资格），现在就剩下“舍身求法”了——准备迎战AI暂时解决不了的那百分之几任务，为完成《儒藏》全本鞠躬尽瘁！

十年前，应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约稿，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在使命感引领下奋力前行》的文章，谈作为部类主编十载所历所感。今天，我想拉开距离，谈一些在更长时段里所遭遇的人和事，是关于几位我所崇敬的师长，一些触动我的心灵、令我难以忘怀的小故事。吉光片羽，亦一时文献掌故也。

国士王先生

我是2009年离开讲台的，四十多年的校园工作经历，固然使我对“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 ”的乐趣有很深体验，但我感受更深的，是对“受教坛名师教诲之幸 ”的感悟。我的启蒙老师兀建基、我的俄语老师薛效富、我的高中班主任魏志堂等，他们对我的精心呵护，让我终生难忘；特别是在我成年后的大学期间，从众多老师那里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这些已化为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相信许多人和我有同感:“恩师 ”一词的内涵丰富无比，它是由无数老师劳绩和风范构成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风、雨露和阳光。

西北大学是西北地区的百年高校，在全国高教重镇之一的西安，不少学校是由西北大学这棵母本上分蘖出来的。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西北大学由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主政，因此，走在校园里内心特别踏实，自豪感油然而生。无疑，各专业都有自己的名师；但对于全校师生而言，体育老师王耀东先生却是共同的偶像，他是中华体育界的长青树。

王老师是体育科班出身，身体素质好，意志顽强。早年刻苦学长跑，多次在大赛中夺冠。据传说，他每天晨练，要绕200米跑道跑57圈，为了计数，他将57粒 黄豆装在一边口袋里，每跑完一圈，拿出一粒放进另一只口袋。后来改学篮球，获得“百发百中神投手”的美誉，在1921年5月的东亚运动会上，为战胜当时的远东篮坛霸主菲律宾队、劲敌日本队立下奇功。1949年10月1日，他应邀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1955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90年9月，在应邀出席第11届亚运会

期间，政府及体育界专门为他举行了90寿辰庆祝宴会。世纪之交，王老师做为跨世纪百岁老人，在西安钟楼敲响了第一声新世纪钟声。

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几年间，每次全校体育运动会，总是王老师走在最前面， 挺拔的个头，精神抖擞。给我班上体育课的是别的老师；但我参加课余的篮球裁 判训练，与王老师有短暂接触。毕业后曾数次在校园碰见他，我喊一声：“王老师好！”他虽然叫不出我的名字，但会和悦地回答一声“好”！

在我们认识他的数十年间，他身板一直很硬朗，几乎察觉不出有什么变化。 他的人生从十九世纪末起步，越过二十世纪，于二十一世纪初辞世。他用107岁的生命史为他热爱的体育事业做出精彩的诠释，其人格魅力和职业感召力深入人心。

百年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影响到他！是上苍的眷顾，为中华民族保存一个健康个体正常成长的标本！

不敢说是唯一的，但绝对是难得的。

王耀东先生有资格获得“国士”称号。

1999年9月，第四届城市运动会在西安举办期间，西北大学隆重举行了世纪老人王耀东百岁华诞庆祝会暨《王耀东传》首发式，学校还设立了王耀东奖学金，表达对这位体育达人的崇敬和感谢之情。窃以为，这篇文章还可以继续作，作到应有的程度：在西北大学创建以王耀东命名的体育学院，为国家培养高素 质体育教育人才；在西大校园树立中国体育之星王耀东先生雕像，让其呵护世 代西大人；由学校郑重出面，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授予王耀东国家级荣誉称号；

调动西大人的创作激情，让文学艺术形象的王耀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猛士张先生

当然，直接影响我的是中文系的许多老师。

我首先想到张宣先生，他给我们讲授《写作实习》课。当时听说他1960年 以前因历史政治问题被停止登台授课，给我们班授课是其恢复授课资格后的第三年。张老师以身作则，教给我们做事严谨求实和做人刚正不阿的精神。

张老师秉持“字词句理 ”的基本功训练，要求我们每人每月精心撰成一篇文章，选题自拟，毛笔正楷誊清。他的批改极为精细:他为全班四十位同学的作文建立了档案，记载每次习作的内容提要、病句、错别字，以及他给的评语， 以便考核和观察辅导。他写在同学作业上的评语也是毛笔正楷。他讲授范文选毛泽东和鲁迅的文章，以他卓越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其讲解的透辟可想而知， 这无形中也培养了学习者对政论文的兴趣。他将一篇题为《秋色赋》的散文拿 来剖析，让同学们懂得什么是矫情。每次习作都有讲评，成绩最高者打5分+， 期末算总账，各次成绩都在五分以上者给与奖励，奖品是他手书的毛泽东诗词条幅。张老师的书法是全校有名的，能获得书法家墨宝该是何等幸运!记得有三位同学获此殊荣。我受到的表扬是毛笔字“楷法工整，显然是受过训练的 ”。顺便说到，我班同学练毛笔字成风，十多人书法有模有样，这与《写作实习》课的严格要求大有关系。

张宣老师就是这样滋兰九畹，期待“俟时乎吾将刈 ”。但谁也不会料到 1964年冬天某日，在《写作实习》课堂上，张老师竟被一位同学推下讲台，倒在地上。人未受伤， 自个儿起来。此刻，系主任推门走进教室，冷冷地对张老师说了一声：“你回去吧！ ”原来他早已站在门外，等待这一幕上演。

这一幕是由评析峻青《秋色赋》引发的。《秋色赋》主旨是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的，教研室决定将其作为范文在课堂讲评，张老师认为此文矫揉造作，没有真情实感，不宜用作范文；但又拗不过，就赌气将范文当滥文去评析，于是遭到了“非组织 ”罪名的指控，上纲上线到反对“三面红旗”。

随后是持续月余有组织的批判会。结局是张老师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 ”帽子，再次被取消授课资格，发配到学校后勤豆腐坊和防空洞工地劳动。我们的写作实习课由别的老师应付到期末了事。批张积极分子入了党，俨然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毕业后步入仕途；而几位“群众 ”则被要求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

如此这般的现实政治课对我触动很大，特别是在批张大会上接到“准备起哄 ”之类的纸条，感到十分厌恶，觉得自己象是被主人唆使乱咬人的一条狗。同时深知“我们 ”并没有把“张宣 ”批倒。

张老师受迫害始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他在《伴虎记》所附《凤凰惊梦》中有完整记叙（ “凤凰 ”指延安凤凰岭）：在所谓的“抢救运动 ”中，他的成都地下党领导者身份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因此经受了三年牢狱之灾。

继而是1952年西北民族学院的整人运动，《伴虎记》即言其详：他当时担任主持工作的副院长，仅工作了一年三个月，又因所谓的教学方针之争，被扣上跟组织闹独立性的个人英雄主义帽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当时的《群众日报》发社论，发消息，组织批判文章，出小册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从此以后，几乎新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张宣老师都成了铁定的靶子。四川大学高材生，三十六岁的英才，重见天日已是花甲晋四的老人了。

二十多年里，张宣老师从未停止过抗争，所写翻案材料总字数达到百万字，直到亲自进北京，找到当时的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家里。

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三级全班同学的心目中，张宣老师是坚持正义、威武不屈的硬汉子，他的刚正不阿对我们是一种身教，使我们懂得遇事应站在真理和道义一边。

1952年以后的投闲置散期间，张老师一度被吸收进西安市讲师团，面向基层宣讲党的政策，据听过他报告的人说，他总能以其理论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把政策条文讲透彻，让听众心悦诚服。这个小插曲证明张宣先生的工作能力大有用武之地。可惜的是，在十多年岁月里，仅被任用了十多个小时。

1964年《写作实习》课受批判后，张老师在豆腐坊劳动期间，有同学去看他，只见他身着破旧工作服，脚穿高筒雨靴，裤管挽起，劳动得特别起劲，而且谈笑风生，风趣乐观，这使我们都十分惊讶，又非常敬佩。

一九八〇年代初，张老师被彻底平反，官复原职，重回西北民院，不久离休。

1993年5月，张老师撰成《伴虎记》，记录其在政治生涯中的遭遇和抗争，

印制100册，签名分赠同道。书的前言中慨叹道“一朝伴君，终身饲虎 ”，正文末尾几句是:“ 中国人民伴虎而眠几十年，血泪滚滚。今后不再伴虎了吧! 那就从‘五伦 ’中取消‘君臣 ’这一伦，根除‘人身依附 ’，也就是必须：党内党外实行民主，国家政权承认人权。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绝对条件。”我相信这是发聋振聩的喻世明言。

张老师坚持锻炼身体，坚强地活到97岁，我与其联系持续了50年。2012年春节前，我写了一封长信，并奉上我撰写的两本书和《西北大学中文系一九六三级同学通讯录》给他。春节后不久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拜托身在西安的同学代我前往吊唁及送别。

张宣先生生前自书：“ 1916年1月5日生，2012年1月5日96岁，22岁入党，到96岁，党龄74年 ”。在其书法集《张宣存墨》的最前端有“寿补 蹉跎 ”四字。其人生道路与王耀东先生形成鲜明对比，是改革开放前大批正直知识分子人生的缩影。

一位与张老师关系密切的同学问：“张老师，你年轻时追求革命，不到三十岁就是成都地下党委书记，后来到延安，抗战，内战，建设新中国，仍旧向往革命，追求理想，从不退缩，为什么处处挨整，时时遭批？ ”张老师经过沉思回答说：“一，党内对知识分子一直有防‘异端 ’的倾向；二，工农干部总是觉得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们，有自卑感，而自卑感很容易转化为对抗甚至敌对情绪；三，自己性格也有缺陷，好认死理，不会转弯 ”。针对“好认死理，不会转弯 ”，老党员刘明光同学在《怀念张宣老师》一文中写道：“这是他坎坷人生的总结，更是他的一言遗箴：真理的道路迂回曲折，不认死理，要会转弯。 他的一生没有不在创造价值，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即使在低谷逆境中，他也是斗士，孜孜矻矻，朝乾夕惕，在据理力争中阐发着思想，辨析着真理，磨砺 着武器，彰显著执着追求、不屈不挠、不媚不阿、一往无前的精神品格。他的性格，没有成就了一个政治家，却成就了一个不屈的人格。 ”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是鲁迅先生所称赞的“真的猛士 ”，其人生态度表现为大无畏自我牺牲精神，其桂冠上染着自己的鲜血。 但猛士毕竟是社会病变的产物，一之谓甚，岂可大批出现。张宣先生现身说法， 指出了救治病症的途径，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语云“公道自在人心 ”，张老师的形象在我班同学心目中处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寿补蹉跎 ”不是他想要的结局。

隐士刘先生

刘持生先生是我在西北大学中文系接触最多的老师。他讲授《先秦两汉文学》，以其博学和儒雅受到师生一致好评。

在西大中文系，遇到不能解决的学术疑难问题，往往要请教刘先生。上他的课，只要注意力集中，就会有“行山阴道上 ”之感。但是，他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却不多，我读过他关于《诗经》和陶渊明的几篇，深以为采铜于山，抒以己见，质量甚高。但他说所写的几篇文章，是被逼出来的，言外之意如果没人逼迫，他可能就不去写。戏言：文章发表的少,文革期间用以批判他的材料也就少，言谈之间，不无庆幸。

刘先生中学时期即能诗，读中央大学期间，拿所作诗集《持盦诗》向汪辟疆先生、胡小石先生请教，两位大师欣然题词，勉励有加，汪先生甚至发表感 慨:我近来门下有三位甘肃籍学生刘持生、霍松林、马騄程，都是难得的人材。 从宋朝以来，文学之士是东南多于西北。今天群彦联翩而至，该不是地气的锺灵毓秀要发生变化?这段话是汪先生写给程千帆先生的信中所说，见于程先生为刘先生遗著《先秦两汉文学史稿》所撰序言。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一段时间，常有日本友好团体访问西安和西北大学， 如齿轮座、里千家茶道会、长野县吟道会、京都市学术代表团，等等，络绎不绝。刘先生每每被安排参与接待，童颜鹤发，即席酬唱，其《持庵诗》中留下许多篇章。先生的风神令日本友人倾倒，如先生所赋《吉川教授讲学来西安喜赠兼及访问团诸子》:“昔闻李白说瀛洲，今见真人汗漫游。吾道未随天北转， 斯文已共海西流。神山上药原难待，秘府骊珠傥可求。为有东风花满眼，期公杖履任淹留。 ”吉川幸次郎先生酬诗有“愧以管窥呈学海，复将茶话接诗流 ”之句。

1980年初夏某日，王利器先生到访，于是郭琦校长、王先生、张宣先生在刘宅雅集，策划祝贺李琼久先生嘉州画院成立，刘先生赋五律五首，张先生写幅，郭校长题序，一件珠联璧合的作品连夜完成。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轻松心态。

刘先生推荐我报考霍松林先生研究生，后来又表示要到陕西师大看我们， 但终于未能成行。他习惯于闭门读书，而以出行为难。我登门求教，每次离开时，他都要送出大楼，在门口相对鞠躬道别。

我的学长费秉勛在《费秉勛杂俎》描述当时中文系郝御风、傅庚生、刘持生三教授风采，谓：“三个人中，刘持生先生是一个少有的张良、范蠡式的大智者，也是一个性情中人，经常不给家里打招呼一个人跑到游艺市场甚至临潼去玩。他每每是用演算数学难题娱乐和休息的。我记得讲鲧禹治水讲到‘息壤 ’ 时，他用原子分裂来譬况，同学们并感新奇。他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任副官，但能早早退出，对人生具备高远的预见。终生从事文史，但除《持盦诗》外，笔下不着只字，故虽历史身份严重而未罹祸患，文革中是安闲的逍遥派。 ”

刘先生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后相继执教于大夏大学、南京临时大学、长春大学，曾兼任长春大学js333国际线路院长，1948年至1984年任西北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先秦两汉魏晋文学史稿》、 《持盦诗》、《楚辞今论》、《晋书讲稿》，及《三百篇分类的时代意义》等论文多篇。这是《持盦诗》作者介绍的文字，实则公开出版的著述仅前二种。

《先秦两汉魏晋文学史稿》的序言，是师母汪湛白委托我带书稿登程先生门求其所写，交谈中，程先生表示：“此文学史虽上庠讲稿，而要言胜义，出自胸中之造者，屡见不一见 ”等语，下笔为难，因为若按文学史写法来要求， 此书尚欠火候。不免令人失望。至于《持盦诗》，据师母说，当年呈汪老先生求教之本已丢失，所以新出版本并不是在旧有《持盦诗》基础上增补而成，而 是重新辑录之本；有些篇目又一时尚难以录入，故全部仅一百二十七首，这与“ 以诗名世 ”的身份形成明显反差。这究竟为什么？

在刘先生的人生旅途，有几件事并非广为人知。第一件，即《费秉勛杂俎》 所言“侍从室副官 ”一事。第二件事，是1948年从长春围城中逃出。此事在先生履历中本无秘密可言，但容易被人忽略；但对先生而言，却是刻骨铭心的记 忆。据霍先生回忆，1946年秋冬之际，他们二人在南京有约会，1947年元旦， 刘先生赋《元日孙陵有感》，后偕汪湛白赴长春，在长春结婚，1948年从围城死里逃生。第三件事，乃《持盦诗》中《舟中示内》本事，据师母讲述：一次逃难途中，二人因贪看美景，未赶上原来乘坐的马车，后来那辆马车在河中翻倒，数人罹难，他们躲过一劫，故有“斗转天回浑不觉，为看护渡有观音 ”之句。

以上是性命交关的几件事，特别是第二件从长春围城中逃出一事，颇值得注意。《持盦诗》中《五君咏并序》云：“五君者，或亲与受业，或忘年相交。 季长东道之叹，北海一鹗之举，平生出处，实多咨谋。度辽以还，简书阻绝。 矧兹穷城，鬼魅为伍。呼天指日，殆非得已。爰取旧题聊抒孤抱。越石之叹悬壁，阮生之哭穷途，知我者，傥矜其志乎？ ”诗咏天水前辈汪剑平先生、彭泽汪先生等五君，诗序已勾画出当时处境，其天头眉批一曰“人穷则呼天，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二曰“谁能弄我出去 ”？不难看出他在围城中困兽犹斗的情状。组诗其五有“吴楚迭兴废，荆凡定孰存 ”之句，眉批“最好和谈 ”，大约是希冀国共两方面就此休战。这些文字，再现了他在围城中苦苦挣扎的精神状态，也折射出正直知识分子的人生态度。

苍天有眼，时任长春大学js333国际线路院长的刘持生教授偕夫人汪湛白女士最后幸运地逃出长春。

必死无疑中捡到一条命，能不后怕？

如果不能出逃，哪能有此后的三十五年生涯？

我猜想，脱身的那一刻，刘先生已抱定此生的活法：“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把名和利抛到九霄云外去，隐于长安市井之中。

刘先生正是抱定这一宗旨打发其三十五年后半生的。

业师霍松林先生与刘先生相比较，学养在伯仲间，但其生平经历相对平稳， 又能积极用世，终于取得辉煌业绩，名满天下，其《霍松林选集》十巨册， 《唐音阁吟稿》录诗千余首，是《持盦诗》的十倍，更有《霍松林诗文词联书法集》, 让生命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刘先生的学术成就无法与其同门师弟相比况，但他明哲保身，韬光养晦，坦诚地对待人生，也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费秉勛学长说刘先生是范蠡、张良式的大智者，这一评价很恰当，也表达了西大学子们对刘先生的敬意。

我与刘先生无书信往来，他赠我物品仅一件，即前述《贺李琼久先生嘉州画院成立》复印件，其上题目和署名是当面用钢笔写的，并交代：“可以让霍先生看看。 ”刘先生也能书，但世人能见到的恐怕只有《持盦诗》封面《刘文西傣女图》墨迹。我与霍先生书信来往持续数十年，我一般会要求“不必回 信 ”，但他有时不听劝告。2012年3月9日回信开头写道：“长信娓娓谈心，字也漂亮，已读了好多遍。 ”末尾写道：“持生学长上中大时即以能诗出名，寄来《持盦诗》已读多遍，见面时详谈。 ”2016年5月11日，他寄我《唐音阁文萃》 时附一短简：“杨军老弟：您怕我累，不让我回信。我只讲两句：您已取得那么多成绩，我深感幸福，也很骄傲！松林2016,5,11。”“寄上的《唐音阁文萃》 是次子有明编的，连《序》，都是他代写的。他也怕我累；却未考虑质量。又及 ”。我写给他最后一封信是2017年1月22日发出的，信到之日，他已处于弥留之际，此信后来原封未动退给我。先生还赠我墨宝多件，有李白诗条幅、王维诗条幅、自作词横披等。

无疑，我与霍先生联系持久而密切；但是，两位先生都是我的恩师，我对他们的崇敬无所轩轾。

刘先生逝世后，我多次拜访师母汪老师，乐于为整理刘先生遗著尽点力。 除前述带书稿登程门索序外，还曾到上海图书馆复印曾运干着《通史叙例》， 估计是为整理《晋书讲稿》用。《持盦诗》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我一次购买八十册，用来赠送学界同好，并表示退休后为《持盦诗》作注解，得到师母首肯。为此事，我求助霍先生，霍先生答应先用一册通读，点勘批注于其上；待下次见面时口头答问。这一过程顺利实现。我将此消息告诉阎琦，阎琦表示乐意襄助。近期二人对这件事都打退堂鼓，主要担心此举可能违背刘先生本意。推想《文学史稿》本来就没打算发表，本来就是大体成型的课堂讲稿，加上“文学史 ”之名，效果是欲益反损。《持盦诗》的手订本，当时或许有藏于名山之想；但后来所作，“手稿纷乱，卒不可理 ”，证明已不以发表为念。

由此可见，为《持盦诗》作注解，有帮倒忙之虞，应该放弃。

名士傅先生

傅庚生先生是文章鉴赏家，以研究杜甫诗成就卓越而饮誉海内外。他给我们讲授《隋唐五代文学》，充分展现了鉴赏家的风采，给同学们以如坐春风之感。

每讲一首诗，他先让同学们熟悉字面，接下来他用传统音韵吟诵，抑扬顿挫，字字入耳入心，然后掂出几个关键词作简要剖析,“好啊! ”这两个字从他口中一出，同学们仿佛已经领会了作品的妙处。最后，他抄出一段或两段诗话在黑板的右上方，大多数情况下他不再作阐释，让学生课后自己消化。

我想，上课之于傅先生不再是劳作，而是艺术;学生得之于言说之外的收获 更丰富，印象更深刻，特别是吟诵这一招。我后来听过天南海北许多教授、名流吟诵古诗词，也曾在教学中引进，请兰州大学林家英先生录制过闽南话的吟唱，翻录过唐文治、郭绍虞、朱东润、钱仲联等人的吟诵。唐文治读《诗经》 声如宏钟，朱东润读韩愈文，钱仲联读《长恨歌》，固然各有特点，但都显得 方音偏重，不及傅先生的字音纯正，语调优美。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们的文献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录音，使傅先生的吟诵成为《广陵散》绝唱。

傅先生在课堂上讲杜诗，我们可以从图书馆借到傅着《杜诗散绎》和《中 国文学欣赏举隅》等，听讲与阅读相结合，其效果相得益彰。更何况先生的文笔是那样的精美。

就上课而论，像傅先生那样，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很难模仿。

其成功的秘诀何在?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人著文给出的结论 是六个字:理论、实践、唯美，亦即他对鉴赏方法论的探索：他采录中国古代文学的名篇作为赏析的材料，以感情、想象、理性、形式研究文学形象和文学现象，注重理论概括，这就把传统的评点、诗话、丛谈一类文学批评方式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中国文学欣赏举隅》1943年问世，1949年以前即陆续印刷九次，迄今还被海内外翻印着。傅先生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别标体例，于创作与欣赏多所阐述。《杜甫诗论》、《杜诗散绎》、《杜诗析疑》确立了傅先生在杜诗研究领域的地位。捧读这些书，都能感受到先生对语言美的刻意追求，无论长篇短章，他总要把文字经营得很雅致。

傅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成名早，抱怨胡适校长未能将其留校。后执教于东北大学、华西大学等高校，1948年到西北大学。无论身处何地，他都能潜心学问，不断地向学术界贡献新成果。直到晚年，笔耕不辍，有一次我在西大新村见他正坐在院子里，正在看稿件，我上前问安，他说：正改着一部旧稿 ;身体状况不佳,旧债得有个了断。

1982年5月，由西北大学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共同发起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在西安成立。此会其所以在西北大学召开，很重要的因素是西安的位置之于唐代的意义以及傅先生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但当时傅先生的身体状况已很差,是被扶上主席台的，读讲话稿已显得吃力。平时他服用一种叫“脑安泰”的药物，苏州制药厂生产而一时在西安断档，会议组织者特意要我从苏州代购。在这次大会上，傅先生被推举为学会顾问，会长则由海内另一位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担任，安旗先生当选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会议期间，在随同老先生们赴临潼华清池参观途中，我曾就杜甫《渼陂行》 景物描写向萧先生请教，交谈中得知，在萧先生领导下，《杜甫全集校注》的工程已经在山东大学展开，显然，杜甫研究的天平已向山东大学倾斜了。

傅先生逝世于1984年，享年七十四岁，中寿而已。晚年受病痛困扰，致使其学术研究未能呈现总爆发态势；特别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的头衔，在主场的较量中让对手轻而易举地获胜，此事无论是对傅先生个人，亦或是对西北大学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刘持生先生逝世于同一年，这对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科建设来说，损失太巨大了。

成败所系，健康第一，特别对于担负较大使命的人来说是如此。

斗转星移，二十年后阎琦先生当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又过了二十年，李浩先生出任会长，李芳民先生任秘书长，充分显示唐代文学研究在西北大学后继有人，保持着西北重镇的地位。这是可以告慰先哲的。

作为站在高校讲台上的一名教师，我倾慕傅先生授课的风采；而就研究唐代文学而言，是傅先生以及后来霍先生的引领，使我认识伟大诗人杜甫，走进辉煌的杜诗世界。霍先生敦促我读仇兆鳌《杜诗详注》，又给我们讲解杜诗名篇，使我对于杜诗的喜爱日益加深，深信“诗中圣哲 ”的桂冠不是浪得的。尽管我对王维、元稹的作品下过较大功夫，但都未能取代杜诗在我心中的地位。

杜诗味之无尽，常读常新。近读其组诗《遣兴》中的一首，就甚为惊讶， 以为足以让世人大开眼界。其文曰：“猛虎凴其威，往往遭急缚。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 ”

难道不是写给现当代的吗？难道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伟大论断不是一个意思吗？

为世间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专制独裁者画像，断定“往往遭急缚 ”是其宿命，他们要被食肉寝皮，没有好下场。千百年之下，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中东世界的暴君萨达姆·侯赛因的下场就是例证，其余制造人类祸害的“元恶 ”凡不知劝者也不可能例外。

再品味一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不也是千百年之下仍具有现实意义！

处士朱先生

朱季海先生，是我在苏州结识的前辈学者，被香港饶宗颐教授誉为当代最懂国学的大师。

2011年11月27日，中华书局和北师大章太炎黄侃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朱季海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在苏州东吴饭店举行，程毅中、王宁、顾青、朱永新、 吴企明、魏嘉瓒、王继如等名流到会，朱先生欣然出席。朱先生是坐在轮椅上 被抬到二楼会议室的。让我惊讶的是，数月不见，他的容貌变化甚大，前后判若两人。领导讲话后，先生即席抒怀，说“黑夜总会过去，白天就在前面 ”，“前人留下的东西，不可以遗失一粒种子 ”，即席发言，语短情长，吐字清晰。合影后，中华书局顾青总编当场将稿酬交给先生，并护送其回家，座谈正式开始。

12月21日，即冬至前一 日，我正准备带上冬酿酒去看望朱先生，还未跨出大门，突然收到中华书局李天飞先生发来的“朱先生昨晚辞世 ”的消息，于是 请安变为吊唁。我赶到初照楼行礼致哀，先生的小女儿广英喊着：“爸爸，杨教授来看您啦，爸爸，杨教授还带来张桂征的画册。”原来座谈会那天，张桂征女士也在场，二十年前，朱先生为其画册写了序，现在将画册带来了，托我再见朱先生时转交。我问清后事日程,当即转告学校做相应的准备。

两天后，“朱季海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在苏州殡仪馆菊花厅举行。大厅里共十多只花圈摆放两旁，一边是亲朋好友送的，一边是苏州科技大学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家属、亲友和来宾约四五十人，苏州市政府和苏州大学无人到场。 告别仪式简朴肃穆，工作人员主持行礼、默哀、瞻仰遗容，没有致悼词、答词 环节，历时十几分钟，仪程的简约与习见官方举办的那种隆重追悼会形成鲜明对照，是纯家庭式的、民间的，与先生毕生的平民身份和谐统一。

遗体火化后，朱先生的骨灰即送灵岩山下墓地，穴位是子女三十年前买下的，墓碑上的字也是当年刻好的，因此，看上去象是几十年的旧墓。当晚答谢宴席上，有邵雨等四位年轻人，自称是朱先生弟子，在自己所在社区以夜校形式向居民传播传统文化，赓续着朱先生的精神。

朱季海先生是章太炎先生高足，1935年，太炎先生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朱先生曾任讲师，被太炎先生称许为“千里驹 ”。按辈分他与黄季刚先生相伯仲，据王宁教授说，朱德熙先生去见季海先生，还要行大礼。王宁教授在《朱季海先生的为人与为学》一文中说:“朱先生逝世前，已是章黄之学辈分最高、成就卓著、年龄最大的学者了。他不司公职,无需学位，靠着自己永不离开学术的执着和胆识,获得学术晚辈的崇敬、信任与爱戴，他在弘扬国故，承续师说， 以纯粹的中国之学丰富现代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作出贡献,他一直是我们弘扬国学的一个精神支柱”。

“不司公职，无需学位 ”的真相是无工作，无社保，身处陋巷，箪瓢屡空。 由于坚持文人的特立独行，他在相当长的生涯中，并未被组织到现行的学术行列里，从而，其学术成就打了很大折扣。由于没有工作单位，也就免除了半个多世纪里的阶级斗争之苦，包括文革，从而，得以在有“天堂 ”之誉的苏州城里平静地活到96岁，最后安然辞世。

1982年11月，中国训诂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苏州举行，与会代表180余人，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我校唐文先生是大会秘书长，在第一天大会上，当王力先生报告谈及上古三十韵部时，朱先生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不能同意。 因为他认同黄侃先生的二十八部说。王先生未作分辨，朱先生也在会议工作人员陪同下离开会场。唐文先生曾问学南京师大徐复先生， 自许为章黄的再传弟子，但能接受新知，与朱先生在认识论方面不尽一致。有一次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邂逅，竟吵起架来。唐先生为本校中文专业创建做出巨大贡献，但在正式建系时，“ 临时负责人 ”未能成为系主任。他将很大精力奉献给训诂学会，在 苏州办训诂学讲习班，为纪念段玉裁、高邮二王、许慎等先贤奔走呼号，立下汗马功劳。但与学会顾问朱先生比较隔膜；设若他们二人能和衷共济，利用训诂学会秘书处在苏州铁道师院这一平台，会开创出一片天地；可惜错失大好时机。

九十年代初，唐文先生过世，铁道师院聘请朱先生为文学、史学、艺术三个专业学科带头人导师，使其生存状态有所改善。新世纪伊始，铁道师院与城建环保学院合并，对朱先生的聘任宣告终止，而我与朱先生接触反而更加频繁，此后直到先生去世期间，我自觉地执弟子礼，希望在生活上能给予先生较多体恤。不时到双塔公园看望，请他下馆子；逢年过节去慰问，兼及他的老伴，并与其子女建立联系。 自然也得到先生的回应，先生为《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撰序；知道我在学书法，赠字帖给我。

有文章说先生住在苏州最出名的观前街1号，非也。是观前街后面小巷清观后1号。所谓初照楼，是一座矮小的二层楼房，两个窗户向东，可以看到初升的太阳。先生允许我两次登此楼，所见室内杂乱无章；第三次登楼已人去楼空。

我参与《儒藏》精华编工程后，曾致信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建议聘请朱季海先生担任该书编委会顾问。汤先生回信说：“关于朱季海先生任编委会顾问事，我得和其他总编纂商量一下，这事我不能一人决定。等决定后，我再告你。成与不成，都十分感谢你的关心。 ”此事未果。

有一次，朱先生拿出一张纸，上写一篇四字韵文，说是为虎丘山写的祭文。 我读后称赞“果然大手笔 ”！先生介绍：有人要为虎丘贡献一只祭天宝鼎，登门求写一篇铭文，他写好后，开出润笔价5000元，事主杀价，最后未能成交。 后来我在虎丘前广场上见到一只红色圆鼎， 口径约二米有余，上无铭文，活脱脱一只大水缸。放置了数年，消失了。先生还告诉我一件事：上海某刊物慕名来索稿，文章不长，最后付给稿酬很高，合千字千元。应了文章无价那句话。 苏州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王健生先生赠我一件朱先生手迹，是一则谈西洋画艺随笔，从落款可见是得到一支圆珠笔，即兴写就。《朱季海文集》未能辑入。

先生逝世不久，《南方周末》发表了朱树先生所记《朱季海谈艺录》，是国内媒体最高规格的纪念，苏州媒体也有反应。我撰文《送别朱季海先生》，刊登于《苏州杂志》，文末写道:“夫子逝矣，以文化巨人的身份走进历史。夫子逝矣，廿载相知，音容永驻。夫子逝矣，虽非顾复，我实艰辛。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开辟《怀念朱季海先生》专栏，刊载中华书局李天飞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以及本院四人的文章，我文章的题目是《读初照楼随笔》。朱先生先后有13篇文章在该刊发表，我是其中8篇文章的第一位读者即审稿人，我

的随笔即将当年的审稿意见联缀成篇。刊物封三的一组照片中，有我与先生1995年在双塔的合影。

先生生命后期的六十多年，除在图书馆看书外，在双塔茶室屋檐下有十多年。先生在铁道师院供职的形式是每学期来校小住，按月付400元讲课费。先生在学报发表文章，稿酬一般按最高标准发，这些都体现了本校同仁对先生的热爱；但受编制的限制，当时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先生曾数次表示，睡眠受附近 商厦机器轰鸣声影响，希望学校能提供一个小房间，得到的答复是“不在编制，毫无办法”。

据传俞明先生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长期间，设法给朱先生派了个闲差，可以每月领取数百元车马费，聊补无米之炊。果如此，可谓功德无量。

坊间传说，南京大学曾聘请朱先生担任教职，因他提出一些出格的条件， 终于未能达成协议。我们就此与朱先生交谈，他说传闻不足信，真相是友人洪诚先生曾提议希望他到南大兼职，他考虑多有不便，婉言回绝了洪先生的好意。

我曾就此事向南大js333国际线路周勛初先生求证，得到的回答是“没听说过有聘请朱先生这件事 ”。又传说，抗战胜利后，先生曾在南京国史馆短期供职，因看不惯某上司的钻营，被斥为“ 目无官长”，先生回敬一句“长官无目 ”，拂袖而去。这是真的。

语云“退一步海阔天空 ”，在坚守士的气节方面，朱先生显然不肯让步； 而长期的独往独来，也使得他越来越难以融入社会群体。辞典给“处士 ”的定义是：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人。朱先生符合处士身份，唯带有个性特征：因不在体制内，大半生不得温饱，智慧和才干未能充分施展。

师生与兄弟

先说关于师生的故事。

王建国，是我在西安市第十八中学任教时班上的共青团支部书记，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热情而干练，和班长王连生搭档，带领同学把班级的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使我这个班主任省了不少心。此前我还给她姐姐王建平上过课， 这样，我去她家家访，就有备受欢迎之感。十八中当时的生源主要是西北国棉四厂和五厂子弟，老师一次家访见到两个学生的情况时时而有，例如本班刘亮的姐姐刘天安，李树花的哥哥李树俊，我也教过。

王建国下乡返城后，到国棉五厂接班当工人，与同事陕北青年白宏杰结婚， 生下女儿璐璐。璐璐读到中学时表现出对文科的偏爱，于是，王建国就将其作 文寄到苏州让我看。记得其中一篇是写回陕北其父老家定边县的见闻，而那里 正好我到过，感到文章写得比较真切，可以因势利导。高考时，王建国联系让 璐璐报考苏州学校，果然白璐璐就考入苏州铁道师院，成为中文系汉语专业学 生，在班上任学习委员。学习之余，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门面卖化妆品，生意不错。其时王建国已退休，就从西安赶过来帮忙照看生意。

母女俩常来我家，异口同声喊：“杨老师！”蛮有趣的。也就是说，他们 一家两代三人是我的学生，而这位“杨老师 ”兼有中学语文教师和中文系文献学教师双重身份。

更有趣的是，我在六十多年前也曾扮演过白璐璐的角色。

从头说起。1954年，我初小四年级，村子里一位现役军人立下军功，县武装部敲锣打鼓把喜报送上门，并现场召开庆功会，拉镇小学学生来助阵，我校师生陪同。记得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小姑娘很面善，我们交谈了几句。升高小时，我和我二姑同时进入镇高小，且与那位可爱的小姑娘在同班。始知她名叫李文毓，其父是本校教地理课的李遵先老师。而这位李老师在这以前二十年，曾是我父亲的老师。高小两年，我家在学校旁边租了一间房，祖母照料两个小学生。那边放学铃响，这边一进门就有现成饭。文毓常来玩，带来《末代皇帝传奇》 之类的闲书，讲《李亚仙刺目劝学》的故事。后来我知道那是由《霍小玉传》改变的剧目。

高小毕业那年，学校派老师家访应届毕业生，班主任王伯康和李老师同来家里。那年，我家承包生产队果园，花红刚上市，时令鲜果招待。我祖父与李老师是旧友，其乐融融可想而知，李老师和这一家的三个学生都在现场，王伯康老师见证了这两代人的师生情。

迄今，这一组师生就剩下我和我的二姑了。二姑杨惠云由西安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去疏勒河部队农场战天斗地，再分配到高陵县教书，是全县英语老师的“杨老师 ”，因为一直负责师资培训。李文毓和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当老师的这一组，王建平在西安。白璐璐毕业后先在扬州某高校工作，与校友杨斌结婚，请我做证婚人，后来定居常州，改教小学，工作很出色。一对金童玉女已上中学了，喊我“爷爷 ”，我觉得我已与这个家庭融为一体了。

小店还开着，兼营快递，由王建国、白宏杰夫妇照看。

王建国工作高度负责，心胸宽广，待人热忱，口碑甚佳。她告诉我一个故事：她有一位顾客，是基督教信徒，每次到教堂礼拜，都要为王建国祈祷，道友以为“王建国 ”是男性，还疑心同伴在搞婚外情。当我得知故事原委后，由衷赞叹：“ 了不起！伟大的普通劳动者。 ”

接下来讲关于兄弟的故事。

2009年6月，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在苏州召开,在最后一天的全体大会上，给我一次发言的机会，允许我就《元稹集》讲几句话,因为在开会的第二天，每位与会者都获赠一套《元稹集编年笺注》,加上东道主身份，有必要传达出相互致谢的意思。

我登台第一句话说，我感到今天的大会很亲切,主席台上坐的都是我的兄弟。 我停了两三秒，副会长阎琦先生以为我卡壳了，立即插一句“还有姐妹 ”，似在提醒我大会主持人是朱易安女士。其实，我是被自己说出口的“兄弟 ”一语感动了。因为当时主席台上坐着的是李白研究会会长薛天纬、副会长阎琦、葛景春、朱易安。我跟阎琦是同班同学,阎琦与薛天纬是研究生同学,三人自1982 年参加唐代文学学会后的二十多年间，经常同时参加学会的年会，将这当作会面的良机，游览河山，结交贤俊，畅叙友情，自然很开心。

1991年10月在北京参加中国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见面，

因为当时我和阎琦都还不是该会会员。会后在北京逗留三日，第一天，薛天纬宣布三人中他年长，工资比我们高，于是逛街的花销由他负责。第二天剩下我和阎琦两个人，阎琦也表了一个态“今天花销归我 ”。第三天剩下我一个人， 只有自己照顾自己了。正是这次经历，使我懂得了“兄弟 ”的含义，它是由种种瓜葛形成的，手足之情固然是兄弟；同学、同乡、同行，都可以结为兄弟。

我与葛景春先生是订交的兄弟，二人1984年即相互通信，多年后在一次学术会上见第一面。寒暄后他突然认真地说:“你就是我的哥哥。”原来他有一个哥哥在台湾，长相跟我相像,“简直是一模一样 ”，他说。一问年龄，我比他大，于是，他在书来信往的称呼中，那“兄 ”字的使用让我感觉就比常人更郑重。

与朱易安交往三十余年，认识其父金城先生则更早，1982年5月会议期间游览干陵，我曾和薛天纬一左一右搀扶老先生登梁山。在上海，我曾应邀到朱府做客，我涉足元稹研究竟然与其父女有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阎琦、薛天纬、房日晰作访古学诗万里行，曾在苏州逗留多日，我陪同他们游览过不少景点。九十年代中，葛景春到访过苏州，我陪同他游览东山启园、紫金庵，木渎灵岩山等处。

这次李白会两天游览，我是全程陪同，西山、同里、金鸡湖都到了，有不少合影。其中一张是在游西山时,在太湖边状元楼用完午餐，门前小憩，有阎琦、葛景春、薛天纬、杨军、曹明。这偶然拍下的合影，恰与2006年在新疆伊犁那拉提草原的一张合影相重叠:那一张也是五人，兄弟之外的一位为李子龙先生，

李白研究会的秘书长，如同此刻之曹明。李君过世了，位置由曹君补。

我研究王维中途改辙，对李白也知之不多，竟结交了李白会的头头脑脑。往前推，与詹锳先生、朱金城先生、王运熙先生、周勛初先生、郁贤皓先生等都有交往，颇得诸位前辈教益，甚感欣慰。在唐朝，王维与李白无交集，千余年后，借唐代文学研究这一舞台，让二位先贤的仰慕者们欢聚一堂，手舞足蹈， 尽情歌唱。人生的聚散、得失似有前定，由不得自己，喜与忧只是主观的感受。

我年满八十岁了，才懂得活在当下、随遇而安最好。

游同里时，我给阎琦出了一幅对联“ 同乡同窗同行同游同里 ”，阎琦百般思索，当时未能对出下联。其实我也暂无下联。七月，有铁道师院中文系九五级校友返校聚会，节目中有游览相城区新景点“荷塘月色 ”，学生邀我同往， 触景生情，于是有了下联“相识相知相爱相聚相城 ”。因为同学中有结为伴侣的。

五松与八骏

弟子向业师恭贺寿辰是人情之常。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是业师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我考虑该用什么方式祝贺?突然想起姑苏晚报上的一条消息，说是有位名叫范松的工会工作者，擅长画松，在苏州市办过个展。退休后热心为社区服务。我设法找到此人，说明来意:西安有位老先生名叫霍松林，要过八十大寿，我想请苏州您这棵苍松动动笔，帮助备成一份贺礼。范老先生欣然同意。

于是，我借他的口气撰成一段文字，大意是:任教于西安高校的霍先生要过八十大寿，其门人前来商量为他祝寿，我与霍先生虽未谋面，但同名而又同庚，可见缘分不浅。唐人皇甫松《古松感兴》诗写道：“皇天后土力，使我向此生。 贵贱不我均，若为天地情。我家世道德，旨意匡文明。家集四百卷，独立天地经。寄言青松姿，岂羡朱槿荣。昭昭大化光，共此遗芳馨。 ”唐人的诗句，道出我们的共同心声，我权且录下这首诗，并画一棵苍松于其下，取名《五松图》，借以抒写敬仰之忱。

此画经过精心装裱，在唐音阁当面展开，先生读出文字，点头称善。薛天纬学长知道后，也认为构思不错；令我高兴的是，因给业师祝寿，结识了一位画家朋友。范松先生知道我正在研读王维，于是赠我一幅王维诗意画《明月松间照》，四尺横幅，已做成镜心。十年后，亦即霍先生九十大寿时，我想起往事，再去打听范松先生的消息，始知他一年前已驾鹤西去矣。我决定将其赠我的《明月松间照》，连同霍先生赠我的王维诗条幅一起，转赠蓝田县王维研究会，使其在更恰当的场所长久的保存。

后来，我见到了民国名画《八骏图》。

如果说《五松图》 曾经使我有所感触，那么，《八骏图》对我情感的冲击 应该用“震撼 ”来形容。对照《八骏图》，才知道我的构思实在不足挂齿！名闻天下的名画《八骏图》，我是在其问世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到消息，也太孤陋寡闻了。当然，这与此画不被待见不无关系。

兹作简要介绍:画作《八骏图》约八平尺，中段上方为王福厂隶书题记，文曰:“洪君警铃热心社会教育，现身银幕，表现世俗丑恶，以警以劝，其有功于 世道人心者綦大。生于逊清光绪甲午，支属马，集沪上文艺之友与同庚者八人， 曰郑午昌、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范烟桥、杨清磐、洪警铃为八骏图，意存各展骏足、为社会奔走、任重道远相勉。窃念我国甲午战后，丧师失地，屡受侵略，几频危亡者，有五十余年之血史。今虽强敌归降，国耻已雪，而河山重新，一切建设有待识途老马为之先驱。诸君生长忧患，而才识文艺名

重当世，固皆骏足也。其将有造于我国之前途，必有一日千里之势，余特以此画证之。”画面主体是出自不同画家之手、神态姿势各异的八匹骏马，八位画家是熊松泉、赵敬予、葛湘岚、殷梓湘、谢之光、谢碧月、陈英泉、徐绍九， 皆海上画坛高手。画面左上为八名士题名钤章，即甲午同庚会成员；右上为 “八骏图 ”之题端，为同庚会成员之外，且须书艺、学养、名望具佳，而且与马有关者，此翁为马公愚。“八骏图 ”三个篆书大字遒劲庄重，为此画增色不少。八骏四周题款者，尚有许多名家，皆倾注情感。

此画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暮春起笔，历时十月余画就。有些题款是后来加上的，沈尹默题于戊子（1948年），王京惠题于甲子（1984年），沙孟海观于九十岁（1990年）。

这幅画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实为民族精神昂扬之集中写照。

可惜七十余年间不见来者，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一幅也没有。

此画问世后的数年间，中华民族都在忙什么呢？先是内战，接着是外战， 随后是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硬是把民族复兴的大好时机葬送了。否则，以七十余年之奋斗，中华民族应该屹立于世界东方矣，可惜美梦未能成真。可悲也夫！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八骏图》在数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标价260万元，最后归于何处，不得而知。记得2020年12月圆明园“百年梦圆-- --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 ”开展，那马首是澳门爱国人士何鸿燊于2007年以6910万港元价格拍回，后捐赠给国家。窃以为，《八骏图》价值应高于铜马首，应当由政府收购，在中国美术馆或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借以彰显时代精英爱国图强的愿景，鼓舞人民大众振奋精神，勇往直前。

乡愁与佛缘

四十多年前我踏上姑苏大地，第二年冬，随着苏州铁道师院的创办一路走过来，虽未担任行政一官半职，却也是不打折扣的创业者，工作条件很差,住集体宿舍，在简易房里办公:凡此种种，克服物质层面的困难并非难事，而如何使强悍的关中气概与吴侬软语融为一体，就不那么容易了。退休后，我进苏州市老年大学学书法，刻了一枚“江南游子 ”闲章，是一时心态的折射，证明我用了数十年时间，尚未与苏州融为一体，或者说苏州的乡俗尚未将我完全同化。

历史上，关中文化与吴文化有渊源关系，耕种、筑城的技术即由泰伯带到吴地，泰伯遂被尊奉为吴文化始祖。唐朝时期，韦应物咏出“吴中盛文史，群

有古今众多先哲时贤陪伴，让我对苏州增加了一层亲切感，细思之下，原来自己的劳作，在为稲粱谋的同时，也在尽着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这样一想，就觉得成为一名新苏州人没有什么不好。

好男儿志在四方。从古到今，走出本乡本土求发展是人生常态，岂可为乡愁所累！

我的一位同窗1993年去了海南，那里传颂着苏东坡的故事，是丘濬、海瑞 的故乡，令人神往。我作了一首打油诗《致友人》表达了我的感想。文曰：“辛酉岁，我告别关中来吴下，执教于上庠。癸酉岁，同窗王君辞政府职奔海南，献身出版业。孔雀东南飞，入乡问俗，习其水土，渐次融洽。土著呼我为新人，我视他乡如故土。及退休，拟终焉。料想古今迁客，或有相同感受。王君邀我往海南观光，夙愿也。欣然从命之际，吟成小诗以寄意。儋州昔遐荒， 海南今热土。旅游名胜地，三亚与海口。三亚探海角，海口访旧友。唐宋畏南迁，岭南等死所。昌黎出蓝关，望乡心悲苦。既至瘴江边，传道不辞劬。东坡性旷达，琼岛肯久住。潜行教化权，黎民尊始祖。山水锺灵秀，人物世代有。 海公琼之瑞，丘公琼之琇。贞亮立朝廷，横眉对群丑。纱帽值几钿，令名传永久。《大学衍义补》，国策之渊薮。求古立新论，明清推翘楚。中华地面大，俊彦南北走。但能有贡献，他乡即故土。韦公牧吴郡，心系民疾苦。仁慈愧俸 钱，世称贤太守。乐天遵前规，惠民业绩着。至今吴人思，雕像广场矗。人与地结缘，情感日深厚。根柢牢牢扎，收获年年聚。柔弱鹅与雁，昂藏鹰与狗。携手建家园，不分宾与主。苏州号天堂，有乐有辛苦。品得碧螺春，难逃黄梅雨。南国冬无雪，海味佳果足。啖得荔枝鲜，勿惧台风吼。物质随自然，精神贵富有。他日远相访，共话《养生主》。 ”

窃以为，不仅乡土不能限制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国界也一样不能限制。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的道理。同样的道理，“ 国人不服，则修文德以留之 ”。如果不修文德，只筑防火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结果势必出现“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的局面。

能为一个人提供平台使其潜能充分释放的地方就是乐土、故土。建筑师贝聿铭和梁思成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贝氏在故土苏州狮子林度过快乐的童年，后来移居美国，在百年人生中，将一件件杰作贡献于众多世界名城，包括苏州博物馆；一人包揽世界全部有名的建筑大奖。梁思成身处北京城，眼睁睁历史建筑被毁，无力抢救，只能掉眼泪。试问，故土的意义在哪里！

下面谈谈我与佛教结缘的一些感悟。

苏州城西西园寺又名戒幢律寺，寺内有五百罗汉堂，游客往往要数罗汉，方法是随机从某一个罗汉开始，按自己的年龄数过去，数到最后一个，那就是与你有缘的一尊。记得是1993年吧，滁州师专魏玉侠君路过苏州，我陪她去西园寺，她提出数罗汉，并坚持要先为我数。我说好吧，报了年龄，她就开始数了。数到最后，看那罗汉，为第466尊坏魔军尊者。我有些吃惊，小魏更是惊得愣在那里。细看尊者容貌，真有几分与我相像。小魏没有接着给自己数。出了罗汉堂，坐在后花园休息时，她才回过神来，发了一通感慨说道：五百罗汉,名字中有“军 ”字的可能就一个，竟被她找到了，她遇到活佛了。我也隐然觉得自己真的与佛有缘。事后检索佛典，始知“魔军 ”指一切有碍佛道的恶事。坏魔军尊者通过长期修行，“修定智慧力，摧毁汝魔军 ”，是众生应当敬礼的菩萨之一。

数年后，我偕丁华君再游西园寺。小丁是苏州铁道师院校友，数学系毕业。是我将其由西宁招来，毕业后又留在苏州工作，所以一直保持联系,常结伴到附近游览。她也提出数罗汉，我说你数吧。她一路数过去，最后告诉我“就是这个 ”！这时我被惊呆了:原来“它 ”在“我 ”旁边!它为465尊师子臆尊者。佛经上说：佛祖坐在莲花师子座上为众讲法，师子臆尊者及其他弟子法耳恭听。师子臆尊者与佛祖是师生关系。我突然感觉头脑混乱:眼前的两尊泥塑与站着的两个肉身，到底谁是谁?

我真的与佛有缘?就我所知，我家祖上无人吃斋念佛。祖父在民国时担任过保书记，是文书一类角色,他曾有过救人一命的善举，算是积下“胜造七级浮屠”的功德。我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寺庙进去过不少,这并没有拉近我与佛的距离，

我一直以门外汉自居。后来偶然读到《悟真寺高僧传》，是介绍终南山悟真寺的。寺在我的故里蓝田县普化镇。国人或许知道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蓝田水陆庵， 但多不知悟真寺。数十年前，我随王维研讨会代表去过一次，寺依终南山北麓，岩崖峻峭，曲水回环，茂林幽篁，流云飞瀑，环境绝佳，但殿宇低矮而破旧，是民国时期的建筑，是我见过的最不起眼的寺庙。

正是这座寺庙，在隋唐之际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寺庙。据介绍，六世纪末，由高僧净业奉诏兴建的悟真寺,历经扩建，至唐开元初期已有六大寺院群落，殿宇四千多间,僧众千余人，成为全国超大规模的寺庙。百余年间，这里高僧云集，名德汇聚，见于高僧传的就有十多位，又是千百年间全中国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被尊为“弥陀化身 ”、“光明大师 ”的善导大师，住持悟真寺二十余年，在 此著书立说，大弘法化，使悟真寺成为净土宗根本祖庭和根本道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持久、深远的宗派，至今已如海纳百川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日传佛教也以发祥于悟真寺的净土宗最为盛行，故古今日本的 净土学人高度崇敬善导大师，奉之为“高祖 ”，以“悟真 ”、“善导 ”命名的寺庙随处可见。二十多年前，下悟真寺重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传印长老题赠“净宗根源 ”四个大字，确认悟真寺为净土宗祖庭，意味深长。汉传佛 教八大宗派中，六大祖庭在长安，多年来以香积寺为净土祖庭，其实，香积寺是善导大师的纪念道场，净土宗的圣地祖庭是终南山悟真寺。

我一直对佛理懵懵懂懂，以上常识也是近年才获得的。原来生养我的这块 土地，有如此深厚的佛教积淀!善导大师住过的实际寺，在西北大学校园；在苏州虎丘布道而令石头点头的道生大师与悟真寺也有渊源。最值得一说的是，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毕生弘扬净土，复建苏州灵岩山寺，创办弘化社， 明昌佛法，潜挽世风，被弘一法师赞叹为“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其籍贯陕西郃阳，正是我的祖籍。我常在苏州木渎寿桃湖边散步，傍晚时分，遥望灵岩山佛塔，灯光在云端闪耀，一派祥和，让我感悟到不管我在哪里，净土宗大师 都在呵护着我，佛光都照耀着我。奇怪的是，我供职学校的校训中竟然也用了 “悟真 ”二字。至于我用“存真斋 ”作书房名，则是昭示对一种为人为学信念的坚守。

如果说由净土信仰所衍生的清净、平等、 自由、谦卑、柔和、感恩、爱心 等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我承认自己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影响，从心之年乐于皈依于此，耄耋之年更应坚持。

原来，我真的与佛教有缘，理应常诵“南无阿弥陀佛”！

噩梦与神秘文化

这里所记是萦绕我心头七十年的一场噩梦。

关中农谚：“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雨吃饱饭。”说的是农历五月是小麦的收获季节，老天不下雨，正可以完成小麦的收割碾打，做到颗粒归仓。麦场甫毕，抓紧时机播种玉米；待六月雨来，玉米出苗，节节拔高，一年的口粮就有指望了。作为农家子弟，从小都会养成帮大人干活的习惯。暑假农活的重头戏是玉米地中耕，即在玉米已长到半人高的时候，用大锄给玉米地来一次松土保墒。

梦中，是午后时分，我顶着大太阳，扛着锄头下地干活了。干了不大一会， 天空乌云四起，转眼间，变成了阴天，气温似乎也下降了，随即风声呼呼，夹杂着令人恐怖的怪叫。人们朝一个方向奔跑，似在躲避妖物的追赶。此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是位老者在下命令：“赶紧在地上写一个丁字！ ”我从那口气中感觉到，这是逃脱眼前险恶的办法，于是立即照办，弯下腰，用手指在地上划出一个“丁 ”字。是刻划在前几天大雨过后地面上结成的平滑的土块上。 一个小学生，这个“丁 ”字当然会写，但当时更难的同音字就不会写了。其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最关键的细节。写完“丁 ”字后，我接着继续跑，

途中看见三个麦秸积子，都是堆在坟头上，就是麦积下面露出坟头一角来。我一直跑到黄昏，跑到外婆家门口，外婆要我留下来，我说：“不！我要回去。” 突然，梦醒，原来是一场噩梦。是上午时分，九、十点钟吧，我反常地在上午睡觉；由于惊吓，出的汗水将身下的篾席都打湿了。我被吓得不轻。

午饭后，突然传来救火声，原来包括我家在内的三家的麦秸积子同时烧起来了。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火被扑灭了，这时，有几位老者坐在一起闲谈，其中 有我祖父、我大舅父，议论起火的原因，有说可能是小孩玩火引燃的；有说可能是大人抽烟的火星引燃的。1954年，那时尚未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有谁 扯到阶级敌人破坏上去。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谈话，突然想起上午所做的梦，就插话道：“我今天上午做了一个梦。”大人们让我把梦讲一遍，我讲了，几个大人都没做声，我祖父和我大舅四目相对，惊讶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同声说道：“丙丁火嘛！ ”我祖父是读书人，我大舅是堪舆师，他们相信阴阳五行之说。

最后的结论：这场火不是人为的，是天意。

上中学后，我脑海里逐步建立了马列无神论世界观，但少年时代关于火的噩梦挥之不去。我就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从科学院独立出来，我心中的偶像郭沫若任院长，我幻想他会指派一位专家回答一个中学生的问题。我没收到回信。

上大学后，我接触到上古神话、志怪小说，特别是读过《搜神记》以后，始讶世界之千奇百怪超出想象。后来又读到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始悟我的这一噩梦，区别于元稹《三梦记》以及三生石典故，梦境只是外壳，其内核应是天人感应，是宇宙中的一种能量通过幼儿梦境向人类传递信号；或者是外星人与地球人联络的尝试。权且归于神秘文化范畴。

我的学长费秉勛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神秘文化专家，惜乎他在半年前归于西天乐土。他走得很庄严，临终前的十二天，由众友人护送入住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佛教净土宗祖庭香积寺，连日友人轮番诵经陪伴，临终时刻，依然头脑清醒，索笔书“鸟儿喜鸣，我归极乐 ”八字，这情景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弘一法师 所书“悲欣交集 ”，只是少了“悲 ”的意味。其实，费学长四岁丧母，人生命运是从悲惨开启的。

四十年前，我曾在费学长西北大学寓所借宿一晚，交谈中他忽然兴起，说： “均正，我来给你算一卦！ ”他拿出一本书，让我报出一些数据，他口中念念有辞，也可能是在计算，接着翻到书的某一页，读出相关段落。我当时并未太在意，但最后两句倒是记得牢牢的，是“七九八十，黄泉有路 ”。明白无误地 告诉我死期在2024年。（今年3月3日我满八十岁）那一刻，我们同时慨然道：“不错，还有四十年好活！ ”

费先生占卜技艺之高在西安首屈一指，其运作不是招摇过市的那一种，而是守株待兔式， 自己坐在家里等客人登门，竟然问卜者络绎不绝，甚至公安的疑难案件、政府或企业决策之类的事，也有找上门的。

用生辰八字测算人生运势，最有名的是《邵子神数》，那要用父子二人的生辰八字，通过复杂的运算，给出一些数据，然后据以抄出若干组七字四句韵语，合起来就是一首长篇七言古诗，称作判词，亦即求卜者今生今世的祸福流程。《邵子神数》在同类书中流布广，影响大，推介文字连篇累牍。费先生也颇看重此书，据《费秉勛杂俎》，他对此书下过一番功夫，存有珍爱的版本，按说以其学养，他完全能够、而且应该就其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他却含糊其词。

一九五〇年代，我接触到一件实物，是我祖父自己求卜《邵子神算》得到的判词，乃首尾完整的抄件，祖父的手迹。祖父借此机会给我讲述了《邵子数》 的传说：那是邵雍老夫子为儿子免于沦为乞丐而作的，有这一宝贝在手，给人算卦，可以糊口，免得沦为乞丐。又说，问卜要用父子二人的生辰八字，用算盘打出数据，然后依数据指给书中某几行文字，一会在前，一会在后，一条一条抄下来。

我问祖父：“到底算得准不准？ ”回答是“应该说前半生是准的，一往后就说不清楚了 ”。祖父就判词中一些语句做了解释，如“父命生你二十七 ”，“紫燕成行离画庭 ”，“砚台煞犯名未就，堪慕后代更吉昌 ”，云云。经过讨论，我们祖孙当即达成共识：“父命 ”一句可信，但这不是卜者算出来的，而是问卜者供出来的；“紫燕 ”一句含义摸棱两可，可以做不同解释；“砚台 ”句先说冲犯了神灵，因而科举失利，功名未就，给问卜者一个警示，“堪慕 ”句接着送上一句宽心话，后代会过上好日子。其江湖术士的骗术昭然若揭。

尽管《邵子神数》包罗万象，操作神秘，给人以体大思精的假象，但术数界站出来揭露其作伪行骗者大有人在，了无居士《拆穿铁算盘》一书即断定它是江湖术士的骗术。